元代诗

　　

在唐宋诗发展高峰之后，中国诗史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，元代诗人已经很难创造超越唐宋的诗史奇迹，但他们创造了他们时代的诗歌成就，走出了不同于唐宋诗的诗歌发展道路，赋予元诗不同于唐宋诗的新特点。

元代文人已经不可能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，也不依靠诗歌博取声名。在元代写诗，不需要歌时颂圣，也没有必要刻意炫才。不能靠诗歌致显达，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。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，深晦其意。人们读元诗，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。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，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。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。但诗歌创作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，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。元代诗歌与以前诗歌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：诗歌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，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，“自乐吾之性情”（刘将孙《九皋诗集序》）、“以诗为日用”（刘将孙《蹠肋集序》）等新的诗学观念在元代产生并为不少人接受。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，需要用新的标准对元诗做出价值判断。

元代诗人并非不关注现实，但他们反映现实，未必有“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（白居易《寄唐生》）那样直接的目的，而是目睹灾难之深重，人民之困苦，他们无暇修饰言辞，将自己所见惨象，直白道出：“十里路埋千百冢，一家人哭两三般。犬衔枯骨筋犹在，鸦啄新尸血未干”，确实“铁人闻此也心酸”。这样的诗，虽不精致，但不乏动人的力量。

此外，元代诗人身份构成的复杂性，诗人来源和写作地域的广阔性，所写内容和情感体验的多元性，也都是远超前代的。从各个方面说，元诗都具有多元丰富性。

就一般意义上说，元代的文学史以蒙古灭金（1234）为历史起点。但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，则应上追到跟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。1215年，金中都（今北京）陷，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进入蒙古统治区。自此至蒙古灭金，可以称之为元诗发展的早期。1234年蒙古灭金，大批旧金文士渡河而北进入蒙古统治区，蒙古政权下之诗坛发生了极大变化。1279年灭宋统一南北，直到忽必烈去世，都属元诗发展的前期。这一时期，是元代诗坛形成、但南北诗风未能融合，分别沿袭宋、金诗风的时期。1294年，忽必烈去世，元成宗即位，元诗发展的历史进入中期。延祐儒治，一批文人登上文坛，元代代表性诗风形成并主导诗坛。1333年，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即位，元代历史和元诗发展都进入了后期。后期诗坛，是一个主导性诗风衰落、多种风格各标奇秀的时期。

元诗发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走向：前、中期是多源归一，后期是多元竞胜。具体说是，前期诗坛，多源汇流：有早期蒙古政权下的诗人、北方旧金诗人和南方由宋入元诗人，多源汇聚为统一的元代诗坛，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不同地域文风融汇的过程。到元中期，形成了以“元诗四大家”为代表的主导性诗风。到后期，这一主导性诗风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多元竞胜的局面，形成了多元风格和多地域中心的多元诗坛。元诗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：前期和后期，诗坛领袖均为在野文人，只有中期诗坛领袖在朝。

元代诗史的奇异开端

耶律楚材是蒙古政权下第一位诗人。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（1218），29岁的耶律楚材被征至蒙古帐下。他从永安（今北京）出发，到达漠北的成吉思汗行在。次年随军西征，直到西域，他有比较长的时间居住在寻思干，即西辽的河中府。这些奇异的经历，他在《西游录》中有具体记载。西行途中和居住西域期间，他写了大量诗歌。这些诗特别是写于西域河中府的诗歌最具特色，如《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》等。他在异域新异环境中度过一段宁静的生活，《西域河中十咏》充分写出这里的新异与宁静。这些都是耶律楚材给中国诗史带来的新内容。蒙古军队的打仗与围猎，也用他的诗笔带进诗史。其《扈从冬狩》云：“天皇冬狩如行兵，白旄一麾长围成。长围不知几千里，蛰龙震栗山神惊。”“壮士弯弓殒奇兽，更驱虎豹逐贪狼。”中原古代也有田猎，但只有蒙古围猎才有如此规模和阵势。

耶律楚材为诗，崇尚平易自然，追求空灵的诗境，又崇尚古雅简淡，也推崇清新雄奇。他的作品也呈现多种风格，王邻称其诗“其温雅平淡，文以润金石；其飘逸雄掞，又以薄云天。如宝镜无尘，寒冰绝翳，其照物也莹然”（王邻《湛然居士文集序》，耶律楚材《湛然居士集》卷首）。“温雅平淡”“飘逸雄掞”两种风格的作品，耶律楚材都写得很好，前一种如《过济源登裴公亭用闲闲老人韵》：“山接晴霄水浸空，山光滟滟水溶溶。风回一镜揉蓝浅，雨过千峰泼黛浓。”（耶律楚材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七）写得晶莹如玉，美得令人向往。后一种风格如《过阴山和人韵》：“临高俯视千万仞，令人凛凛生恐惶。百里镜湖山顶上，旦暮云烟浮气象。山南山北多幽绝，几派飞泉练千丈。”“山高四更才吐月，八月山峰半埋雪。”（耶律楚材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二）其雄奇之风，磅礴之气，在中国诗史上也是少有的。由于耶律楚材独特的身份地位，他对元代诗史有着独特的影响。他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：接宋金之续，开元诗之端。王邻赞美他可并美前代：“贾、马丽则之赋，李、杜光熖之诗，辞藻苏、黄，歌词吴、蔡，兼而有之。可谓得其全矣。”（王邻《湛然居士文集序》）所谓“辞藻苏、黄，歌词吴、蔡”云云，言其接续宋（北宋）金。清人顾嗣立《元诗选》耶律楚材小传说他“当经营创制之初，驰驱绝域，宜若无暇于文，而雄篇秀句，散落人间，为一代词臣倡始，非偶然也”，寓开端元诗之意。

早期诗人还有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和他的若干弟子。成吉思汗十四年（1219），丘处机以73岁高龄，西行万里，到西域觐见成吉思汗。一路西行途中，他写下了数量可观的纪行之作。这些作品，载于其弟子李志常所著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。孙锡《长春真人西游记序》言其“所至辄徜徉容与，以乐山水之胜，赋诗谈笑，视死生若寒暑”（孙锡《长春真人西游记序》，王国维《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》卷首）。他一生诗作，大致以西行途中所作为佳。如道出居庸，入峡门作《初入峡门》；在宣德过冬，作《赴龙岩寺斋以诗题殿西庑》等，比较好地描述了一个中原人眼中的北方奇异风光。这类诗中，《泺驿路》可做代表，这是他行至今乌兰巴托附近（此地南接鱼儿泺驿路）所作：“如何造物开天地，到此令人放马牛。饮血茹毛同上古，峨冠结发异中州。”初入绝域，一切都让他感到惊奇和意外。再西行，到达今新疆境内的金山（即阿尔泰山），他却写出了很静幽的作品，《金山三绝》其二是如此清净无尘：“金山南面大河流，河曲盘桓赏素秋。秋水暮天山月上，清吟独啸夜光球。”境界是安静的、阔大的，诗人的心也是安闲的。前人论丘氏诗歌风格说：“其恬淡闲逸，纵凡俪俚，无所拘碍，若游戏于翰墨畦径之外者，不雕不琢，匪丹匪青。土鼓蒉桴之不求响奏，玄酒大羹之不事味享。”（毛麾《磻溪集序》）其主导风格是虚静、清淡、冲和、不避俚俗的质朴，但又不失之死寂。

丘处机和耶律楚材，一位全真道士，一位佛教居士。其一生诗歌创作，最具特色最引后人关注的，是在距中原万里的西域所作。在如此特殊的地域，如此独特的时期，写出了如此独特的诗作。元代诗史如此开端，不能不称奇异。

多源汇流的前期诗坛

窝阔台汗六年（1234），蒙古灭金，元北方文坛形成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，宋亡，元南方文坛形成。世祖死，成宗即位，元诗的发展进入中期。1234～1294，是元诗发展的前期，约60年。前期是元代诗坛形成时期，早期蒙古政权中的诗人、北方诗人、南方诗人，汇聚而成元代诗坛。

元前期，南北诗坛都不零落，都创造了一个时期诗歌的相对繁荣。在北方，如清人赵翼论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（赵翼《瓯北集》卷三十三《题元遗山集》）在南方，如钱谦益言：“唐之诗，入宋而衰；宋之亡也，其诗称盛。”（钱谦益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十八《胡致果诗序》）黄宗羲则说：“文章之盛，莫盛于宋亡之日”（黄宗羲《雷南吾悔集》卷一《谢翱年谱游录注序》）。

谈当时的南北文坛，都有一些回避不了的问题，就是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，特别是一些代表性诗人、影响一时的诗人。北方如元好问，南方如刘辰翁。

元初三十年间的北方，元好问是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。元好问和他的同辈们，生逢丧乱，或悲歌慷慨，或寄怀深远，所作诗歌，为后人所重：“唐以来，律诗可歌可泣者，少陵数十联外绝无嗣响，遗山则往往有之。”（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八）元好问以后北方文坛的繁盛（元好问卒于忽必烈即位前三年，1257），是由他的弟子或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创造的。清人顾嗣立说：“元诗承宋、金之季，西北倡自元遗山，而郝陵川、刘静修之徒继之，至中统、至元而大盛。”（顾嗣立《寒厅诗话》）这一批后起者，有世祖潜邸文人、东平行台幕府文人、河北三镇文人，以及“河汾诸老”诗人。其中较为突出者，有郝经、刘因、刘秉忠、卢挚、王恽、胡祗遹，还有与元好问情同父子的白朴。他们同受元好问影响而又各具特色。

这一时期北方的学术格局，也是文坛格局。大致说，在怀卫地区的苏门山（今河南新乡辉县市百泉风景区内）有理学家许衡和他的朋友姚枢、窦默等人的怀卫之学，他们属义理派。在河北邢州（今邢台）有刘秉忠、张文谦为代表的邢州学派，他们属经济之学。由金代科举出身的一批辞章之士集中在东平严实幕府，代表人物有王磐、徐世隆等。也有出入于不同中心，具有多重学术色彩的，比如王恽、胡祗遹、郝经等人。也有不归任何一派的，比如卢挚、刘因。这三大学术中心，也是文学中心。这些文人多有诗文创作。只是所操之学不同，诗歌成就与特点也不同。

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（宋恭帝德祐二年，1276），宋朝廷进降表，元军入临安。南宋文坛由此成为元代的南方文坛。宋元易代给南方诗人心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，他们或慷慨激烈，或哀婉低回，抒写着亡国之痛和家国之感。林景熙、汪元量等遗民诗人，刘辰翁、牟巘、黄庚等隐逸诗人，方回、赵孟頫等仕元诗人，以及戴表元、赵文等，用他们不同的创作，共同创造了南方文坛的繁荣。

进入元代，庐陵人刘辰翁成为南方文坛领袖。南宋灭亡、科举停废，是刘辰翁成为文坛领袖的历史机缘。元代重开科举，刘辰翁的时代也就终结了。如元人欧阳玄所言：“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，适科目废，士子专意学诗。会孟点校诸家甚精，而自作多奇崛，众翕然宗之，于是诗又一变矣。我元延祐以来，弥文日盛。京师诸名公，咸宗魏晋唐，一去金宋季世之弊，而趋于雅正，诗丕变而近于古。”（欧阳玄《罗舜美诗序》）刘辰翁代表了元前期南方诗坛以奇崛诗风横扫江湖诗风的走向。在浙江则有主张改造江湖诗派、以唐诗精神振兴诗坛的，其代表人物是戴表元。戴表元的影响不及刘辰翁，但他诗、文、诗论的成就，都可称那个时代重要的领军人物，在浙江一带，他具有文坛领袖的地位。他的主张与影响，通过他的弟子袁桷带向大都文坛而传播至全国。

与刘辰翁批评唐宋诸家诗大致同时，另一位由宋入元的诗论家方回也作了大致相同的工作：选唐宋律诗三千首细加评点，编成《瀛奎律髓》。就文学批评成就说，方回不亚于刘辰翁。方回也是诗人，客观地说，应该是宋元之际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。方回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诗坛领袖，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之一，是在诗坛萎靡不振的晚宋之后，刘辰翁提倡学李贺、陈与义，以李贺之“变眩”与陈与义之“清俊”震耀诗坛；方回则是理性的诗论家，他系统梳理律诗格法，从法度上指出学诗途径，不可能有震动诗坛的效应。大约也因为这样，刘辰翁诗学能震耀一时而难以持久，方回的一些诗论却可影响至今。

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程钜夫奉诏江南访贤。同一年，江南有吴渭发起的“月泉吟社”以“咏春日田园”为题的征诗活动。次年，程钜夫向朝廷举荐二十多位江南贤士，月泉吟社“春日田园杂兴”评诗结果也在此时揭晓。两个影响诗坛的事件，时间竟如此巧妙重合，这标志着南方文人的朝野大分化。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距宋室降元已经十年，亡国的冲击波渐渐退去，文人们要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。在一部分人入朝的同时，一部分人吟咏田园，南方文人的人生抉择，就此剖判。月泉吟社被评为第一名署名“罗公福”的诗“老我无心出市朝，东风林壑自逍遥”（吴渭《月泉吟社诗》），和赵孟頫答忽必烈的诗“往事已非那可说，且将忠直报皇元”（宋濂等《元史·赵孟頫传》），可以看作这一分化中两类人的宣誓词：或坚持故我，或告别昨天。

宋亡入元，南方诗坛迎来了一个繁荣时代。繁荣的原因有三个方面：一是亡国的心灵震撼，二是科举停废带来创作能量的释放，三是创作的自由。第一方面无须再说。第二方面，当时论诗者几乎以庆幸的心态看待科举停废，如戴表元说：“科举场屋之弊俱革，诗始大出。”（戴表元《陈晦父诗序》）黄庚说：“自科目不行，始得脱屣场屋，放浪湖海，凡平生豪放之气，尽发而为诗文。”（黄庚《月屋漫稿序》）至于第三个方面创作自由，元代诗文写作几乎没有任何忌禁，整个元代没有一起文字狱。可写所欲写，能言所欲言，在古代中国，这是特别值得珍视的。

南北统一，要求南北诗风融合，告别旧时代的南北诗风，形成自己时代的诗风。但南北诗风的真正融合，需要到中期才能实现。

承平雅颂之声主导的中期诗坛

公元1294年，忽必烈去世，标志着元代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成宗即位，元代历史进入了中期，元诗的发展也进入了中期。与前期文坛领袖为在野文人不同，中期是在朝文人、京师文坛影响着天下风气，因而，中期的诗风变化情况，可以从翰林院（奎章阁）主导者及人员构成来考察。据此，可以把元诗发展的中期（从成宗元贞元年，1295年，到文宗至顺三年，1332年，共38年）细分为三个阶段，分别为姚燧、赵孟頫、虞集主导时期。

第一阶段，成宗、武宗时期十多年，姚燧主导翰林国史院与京师文坛。成宗即位之初，即召姚燧入京，主持《世祖实录》的修撰。世祖时期的翰林国史院，由东平出身的文人主导。姚燧改变了这一状况，也扭转着诗文风气。姚燧主导时期，是四方精英向大都集中的时期，虞集说：“大德中，予始至京师，海宇混一之余，中外无事。中朝公卿大夫士，敦尚忠厚，雅厚文学，四方名胜萃焉。”（虞集《道园类稿》卷三五《为从子旦题所藏予昔年在京写冬窝赋手卷后》）影响未来京师诗坛走向的，是大批南方文士北上。其中，袁桷北上，对于南北关系的协调，南北文风的融合，具有重要意义。他与南北文士广泛交往且关系融洽，为转变南北固有文风、形成新的文风，奠定了基础。

第二阶段，武宗死，仁宗即位，诗坛宗主再度易人，赵孟頫成为新的文坛盟主。“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。及即位，召除集贤侍讲学士、中奉大夫。”不久拜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。清人顾嗣立言，赵孟頫“风流儒雅，冠绝一时，邓善之、袁伯长辈从而和之，而诗学又为之一变”（顾嗣立《元诗选》袁桷小传）。《元史》评赵孟頫：“诗文清邃奇逸，读之，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。”（宋濂等《元史·赵孟頫传》）这与姚燧诗文，是两种大不相同的风格，可以想见，他在当时文坛被接受和不被接受，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。与赵孟頫同时影响文坛，同开虞杨范揭先路的是袁桷，他被认为是“首倡元音”（胡应麟《诗薮·外编·元》）者。他与赵孟頫是多年的好友，也是文坛上的同道。同时又广泛交往，促进文风的融合与变化，在当时文坛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。四库馆臣对袁桷等在这一时期的定位是客观的，说他们“文采风流，遂为虞、杨、范、揭等先路之导。其承前启后，称一代文章之巨公”（纪昀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六十七《清容居士集》提要）。赵孟頫、袁桷等是从姚燧到虞集等“元诗四大家”的过渡。

第三阶段，文宗即位，诗坛进入虞集时代。虞集与文宗的关系，一如赵孟頫与仁宗的关系。古人评价元代诗文，多以虞集主盟文坛的至治、天历时期为极盛，如清人顾嗣立说“虞杨范揭，为有元一代之极盛”（顾嗣立《元诗选》虞集小传）。虞集是“四大家”之首，元代盛世文风的主要倡导者。他认为，新的时代应有与之相适应的文风：“世道有升降，风气有盛衰，而文采随之。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，大抵皆盛世之音也。”（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六《李仲渊诗稿序》）时际承平，要有治世之音，其风格，应如“青天白日之舒徐”“名山大川之浩荡”（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四十《跋程文献公遗墨诗集》），诗人能“涵煦和顺之积，而发于咏歌”，方能“声气明畅而温润，渊静而光泽”（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五《李景山诗集序》）。其风格追求是“至清至和”，其《天心水面亭记》以水喻文，说，“横奔怒激”之水，“拂性而害物”，是不可取的，“必也至平之水，而遇夫方动之风，其感也微，其应也溥，涣乎至文生焉。非至和乎？”（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二十二《天心水面亭记》）

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），设立奎章阁学士院。当时的文化精英，大多延入阁内。虞集受文宗亲命入阁，为侍书学士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于延阁，清燕之暇，曲赐延对，访问故实，著述文字，几无虚日。”（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三十二《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》）虞集确实改变着当时的诗风：“京师近年诗体一变而趋古，奎章虞先生实为诸贤倡。”（欧阳玄《梅南诗序》）奎章阁成就了虞集在元代诗坛的宗主地位，成就了虞集倡导的盛世文风。

整个元代中期，诗坛主导风格是所谓治世之音，是承平雅颂之声，但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。从姚燧到赵孟頫，再到虞集，他们是中期文坛不同时期的宗主。由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文风格，可以清晰看出这几十年诗学观念和诗风的变化。文宗去世，大棒终于打向虞集。虞集离开京城，文坛虞集时代结束，也标志着元代盛世文坛的结束。

多元竞胜的后期诗坛

至顺三年（1332），文宗去世。次年，元顺帝即位，元代的历史进入后期。元后期，权臣乱政，政治极度混乱，民不聊生。反元起事连连发生，大江南北处处烽烟。元后期文坛却是一个多元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时期。与中期具有明显的主导性诗风文风不同，元后期是一个诗人各逞才华、各种风格标奇竞秀的时代，是一个多元竟胜的时代。没有主旋律，多元纷呈，是元后期诗坛的特点。虞集去后，京师文坛主导天下的局面终结。文坛重回在野文人主导的时期，崛起于东南的杨维桢成为新的文坛领袖。

关于元代诗文的繁盛期，历来有不同看法。不少人认为，虞集等代表的盛世文坛，未见得就是元代诗文成就最高的时期，元末才是真正的繁盛期。元明之际诗人丁鹤年有诗云“堂堂至正最多材”（丁鹤年《鹤年诗集》卷二《自咏十律》其五）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下了一个史断：“元末文人最盛。”清人顾嗣立说：“有元之文，其季弥盛。”（顾嗣立《元诗选》贡师泰小传）“有元之诗，每变递进，迨至正之末，而奇材益出焉。”（顾嗣立《元诗选·凡例》）在文学史上，元后期是一个被分朝代书写的文学史肢解了的时段，也是一个被文学史家严重忽视的时段。

清四库馆臣给元后期诗风定性为纤秾和“类小词”，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铁崖古乐府》提要和《御定四朝诗》提要。前者云：“元之季年，多效温庭筠体，柔媚旖旎，全类小词。”后者言：“有元一代，作者云兴，虞杨范揭以下，指不胜屈，而末叶争趋绮丽，乃类小词。”这一评价并不客观。元末动乱，诗人的感情再一次被震荡，“流离悲壮之态，感慨激烈之情，有不能自已者。”（郜肃《居竹轩诗集序》，成廷珪《居竹轩诗集》卷首）如周霆震等人的记乱诗，都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其《古金城谣》《李浔阳死节歌》，分别写元末死节之士余阙、李黼两位抗乱战死者的事迹。《延平龙剑歌并序》呼唤传说中神奇的延平剑，希望它能一出为天下斩除怪类，荡涤世乱。记灾记乱，是元后期诗的重要主题，这些作品，绝不可能纤秾和“类小词”。

元后期文坛的繁荣，有一些重要标志，比如文学活动的频繁，诗歌的采集与多种诗总集编刊等，都说明当时文坛处于极度活跃期。

元后期各类文学活动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文人雅集。雅集以东南为盛，如陈田《明诗纪事》所形容：“元季吴中好客者，称昆山顾仲瑛、无锡倪元镇、吴县徐良夫，鼎峙二百里间。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，一时高人胜流，佚民遗老，迁客寓公，缁衣黄冠与于斯文者，靡不望三家以为归。”其中昆山顾仲瑛的玉山雅集是元代持续时间最长，吸引人数最多，影响面最为广泛，留下诗文作品最为丰富的文人雅集。玉山雅集留给人们的回忆，最珍贵的是可贵的自由与平等的精神。凡来玉山佳处的，都是朋友。这里没有高官与布衣的等级，也没有富豪与贫士的差别。在这里的活动，是自由的，因而也是轻松的。其他著名的雅集，还有高启等人的北郭诗社和荆南唱和，画家倪瓒的清閟阁雅集，曹知白的曹氏园池雅集，徐达左的耕渔轩雅集等。

后期文坛繁盛的又一个标志，是多种一代诗歌（或诗文）总集的编刊。这些总集，不少是编者亲历州县，采录所得，而后加以编选（或自编，或请他人编选）。影响大的有苏天爵编《元文类》（《国朝文类》）、杨维桢编《西湖竹枝集》、顾瑛编《玉山雅集》等。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，多个名为《元风雅》的元诗总集在同一时段里集中面世：傅习等人采集编选的《皇元风雅》，宋褧编《皇元风雅》，蒋易编《国朝风雅》。天一阁所藏佚名《元朝野诗集》，四库馆臣怀疑是蒋易书残卷，但只是推断。还有丁鹤年编《皇元风雅》，成书时间比较晚，据戴良序，知编成于至正后期避地浙东时。具体书名有别，但都称《元风雅》。这五种元诗总集前后出现，同名《元风雅》，也可算是文学史一大奇观。

元后期文坛繁盛的另一重要标志，是多个诗歌流派和类诗人群的形成和存在。诗歌流派，影响大的是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派。杨维桢以诗鸣于东南，从学者众，杨维桢自称“铁门”，人称其体为“铁体”。他写古乐府，学李贺奇崛诗风，在元末文坛刮起贺体旋风，以极具特色的诗歌，震荡文坛。文学史上有所谓明初五派，其实是元末五派。胡应麟《诗薮》云：“国初，吴诗派昉高季迪，越诗派昉刘伯温，闽诗派昉林子羽，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，江右诗昉于刘崧子高。五家才力，咸足雄踞一方，先驱当代。”（胡应麟《诗薮》续编卷一）这五派，分别是高启代表的吴中诗派，刘基代表的越派或称浙派，闽派在林鸿之前还应上追到张以宁、黄清老、孙蕡等“南园五先生”代表的岭南诗派，刘嵩又作刘崧代表的江右诗派。他们都活动在元末，诗人和流派，都属元代。元代后期诗坛，引人注目的还有几类诗人：画家诗人、僧道诗人、西北子弟诗人，以及不大受人关注的女性诗人。

元后期诗坛不能不说的还有杨士弘《唐音》的成书及其影响。书成于至正四年（1344），虞集为之作序，给予高度肯定，却遭到庐陵派诗人周霆震的猛烈抨击。元人学唐，原不拘某家某派，也不太分初、盛、中、晚。《唐音》倡盛唐，由此引发争议。由此可以看到两点：第一，从当时人对《唐音》的不同态度，进一步认识当时虞集一派与庐陵一派诗学主张的分歧。虞集一派肯定其师法盛唐的主张，庐陵一派则给予抨击，主张师法的多途，反对只法盛唐贬黜晚唐。第二，杨士弘《唐音》开明代宗唐复古之先河，预示了诗史发展的走向。

元末乱世，而后元明易代，这必然带来文人的大分化。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其政治抉择与分化大致有四途：效力于元室，乱中赴难与殉难者；入朱元璋政权，后成为明臣者；效智于群雄者；隐匿不出，不为任何势力所用者，其中一部分人以诗人自命、无意于一切世事者。他们人生追求不一，易代之后，结局却一样悲惨。活跃的元代诗坛终结，入明后的诗坛一派恐怖与凋零。

扩展阅读杨镰．元诗史．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3．查洪德．元代诗学通论．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．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